伴侶風險告知侵害感染者隱私？論愛滋接觸者追蹤與公衛人員之保密義務

林欣柔

2014年 第30卷 第23期

通訊作者： 林欣柔

摘要：

       發現愛滋感染者之後的接觸者追蹤（contact tracing）或稱伴侶風險告知（partner notification），對感染者本身、感染者的伴侶及社會大眾三方面都有重大實益。但當感染者瞭解接觸者告知之必要，卻在合理時間內遲不告知，若公衛人員合理相信接觸者有高度感染風險、告知風險對接觸者有醫療上利益時，公衛人員應如何處理，始能符合維護感染者人格及隱私的法律要求？為探究公衛實務上如何平衡維護公眾健康與保護感染者資訊秘密性，本文分析公衛人員對感染者資訊保密義務之內容及界限。本文認為，公衛人員對於因通報、訪視感染者、與感染者討論接觸者追蹤計畫的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訊，負有保密義務，因此原則上在未得感染者同意前，這些資訊不能揭露予第三人。然而，保密義務並非絕對，在有正當理由的情形下，公衛人員可依照最小揭示原則揭露感染者的資訊。基此，公衛人員利用感染者提供的資訊追蹤其後續治療情形，固然正當，但當公衛人員將資訊運用於疫情調查及接觸者追蹤前，應讓感染者知悉並給予合理時間使其自行告知接觸者；若公衛人員合理相信感染者不自行告知接觸者感染風險，基於保護接觸者知悉風險的利益，公衛人員得在通知感染者後，與接觸者聯繫並告知感染風險。但接觸者追蹤的目的是使接觸者知悉可能感染的風險，揭露感染者身分或可識別身分資訊的必要，逾越了合理揭示的界限。公衛人員應避免提供、揭露感染者的身分，以免違反保密義務之要求。